（原标题：媒体评企业年龄焦虑：靠跪舔年轻人拯救不了中年危机）
当“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”接棒“1988年的中年女子”、“拿着枸杞和保温杯的油腻中年男”成为刷屏句式的时候，现代社会与当下互联网时代人群对于年龄的焦虑愈发赤裸裸。
上一周，中兴通讯的中年程序员因公司裁员而跳楼自尽，引发无尽唏嘘；而与此同时，投资人朱啸虎“只投八零九零后”的判断，进一步撕裂了年龄所造就的代沟——无论你是选择“佛系”还是“道系”，不可抗拒的年龄正在成为定义个人乃至公司未来的主导因素之一。
尽管朱啸虎在随后“改口”称最得意的投资项目之一，恰恰是来源于一位50后的创业者。但是这依然无法掩盖资本的倾向：无论是公司还是投资人，和年轻人站在一起、为年轻人服务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“商业正确”。
作为一家本身就被定义为遭遇中年危机转型困难的公司，中兴通讯批量裁员很好理解，无非是试图更新血液、断臂求生谋求新出路的方案之一，这也往往是大多数公司在面对转型时选择的第一步。只不过不幸的是，当一家行至中年的公司遭遇同样面临中年困境的IT男群体，这种绝望程度被进一步放大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一切的背景音是，以中兴华为为代表的通讯行业“中年困境”，或许才是造就悲剧的真正商业背景。毕竟，如果我们超出中兴通讯这一案例来看，华为这些年与中年员工之间的纠纷案例成为头条新闻的也不在少数。
回到个人层面，当年轻时选择的朝阳行业正在越来越快的下沉，面对信息爆发个人转型又受制于学习能力的下降，加之家庭负担沉重，能够理解，工作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
与弗洛伊德齐名的荣格是中年危机的最早定义者，他通过调查发现，人到了35-40岁之间将会陷入一种极度难熬的状态，他将其归纳为中年危机理论。其中关键的一点，就是指中年面对的新事物适应能力下降的焦虑。而这种情绪被投射到商业领域所造就的时代场景就是，无论是产业还是资本，全方位向年轻人靠拢，不约而同被认为是变幻时代下的自救之途。
如果员工、公司、行业普遍都陷入其中，对于需要敏锐捕捉风向的猎手式的投资人来说，这一趋势只会更加明显。这时候，我们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朱啸虎的偏执并无意义。事实上，投资人在面对投资项目时的选择困惑，以至于靠的不再全是专业的眼光，而是需要通过年龄标准来进行筛选，这未尝不是“朱啸虎们”自己正在遭遇他们所排斥的中年危机悲剧的最好注解。
